张校长又生气又心痛，不顾自己刚大病初愈的身体，拼着命一边教书一边往回找孩子。

而也是同一时期，扶贫先扶智的想法在她的心中愈演愈烈。

“女孩子受教育的话，也许可以改变三代人”，这便是张校长创办女高的初衷。

为了筹钱办学校，张校长跑去昆明“化缘”，她请工会的人将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获奖记录、报纸报道都复印了，带着资料上街募捐，或者说是“当街乞讨”。

路人不明所以，说她“好手好脚不干活，戴着眼镜出来骗人”。

在那四年间，她一边迎着诸多的不解和难堪筹措资金，一边学着接受身体逐渐患病衰弱的事实。

华坪女高从建立之初就是一所全日制的寄宿学校，学生每周只有三小时的假期，每顿饭要在10分钟内吃完，剩余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青春期的姑娘们在校的三年里需要剪齐耳短发，穿统一的红色校服，玩手机聊闲天多数情况下都不被允许，偷偷藏零食是有可能被退学的大事。

规则都是张校长制定的，学生们对这个严厉的校长又爱又怕，成绩下降要被骂，不注意听讲要被骂，打扫卫生不认真也要被骂，胆子小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跟她对视，远远看见她心里就开始打鼓。

如此严格的管教自然带来了“流言蜚语”，有人管女高叫“女子监狱”，有人觉得这种用时间换成绩的做法过于偏激。

社会上批评的声音多了，就有领导找到张校长，说能不能换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管理学生。

张校长从来不做解释，只说早早结婚生子是多数大山女孩们既定的命运轨迹，而在女高里吃的这些“苦”，是唯一能够挑战并打破这种轨迹的钥匙。

十年如一日，拿着喇叭的她是严厉的校长，放下喇叭就变成了温情的妈妈。

张校长每年都会带着新到学校的老师去家访，一千多名学生的家庭，他们一家一家走。

她早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察方法，顺手掀开锅盖看看锅里有啥，摸摸床上的被褥，再问问这家人收成如何，心里就有了数，只要是见没有她自己过得好的，她都要管一管，有时候直接把身上的钱和衣服就留下了。

“你们只管问心无愧，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情，大山和大山里的孩子一定会记住你们的善良。”

这是张校长给杨守安和周清茹的建议，也是她辉煌一生的缩影，当清晨的阳光洒落在半山腰的华坪女高，那个握着喇叭的身影虽逐渐伛偻，但唱着《红梅赞》的女孩们却永远年轻。

山的外面并非只有高山，还会有蔚蓝的海，壮丽的高楼大厦和光明的未来。

返程的小巴车十分安静，但所有人的心中都有着一股情绪在轰鸣。

路很颠簸，但杨守安和周清茹紧紧握在一起的手却始终未曾分开，女高学生们的今天又何尝不是他们走过的来时路。

不惧碾作尘，无意苦争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他日蓦然回首，必是山花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