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戏曲史上着名的“花雅之争”。花部是“花”，雅部是昆曲。争的结果是：雅部输了，花部赢了。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此后徽班在北京扎根，逐渐吸收了京腔、秦腔、汉调的精华，最终形成了京剧。京剧一诞生，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昆曲的观众被大量抢走，许多昆曲演员改唱京剧，连宫廷里的南府也渐渐被京剧取代。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昆曲已经退守到苏州、上海一带，被称为“昆曲发源地”的苏州，也只剩几个老艺人在苦撑。咸丰十年，太平天国战火蔓延到江南，苏州的昆曲班社纷纷解散，艺人流离失所。这是昆曲的第一次“落幕”。

但昆曲并没有死。同治、光绪年间，苏州出现了一个“昆曲传习所”——不，那是后来。当时有几位热爱昆曲的文人，比如俞粟庐俞振飞的父亲，以“清工”的方式研习昆曲，不登台，只拍曲。这种“清工”传统，为昆曲保留了一线血脉。到了民国初年，苏州有一位叫贝晋眉的商人，联合张紫东、徐镜清等人，出资创办了“昆剧传习所”，招收了四五十个贫家子弟，请老艺人教戏。这批学员后来被称为“传字辈”，是昆曲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顾传玠、朱传茗、周传瑛、王传淞……这些名字，是昆曲最黑暗的夜里，最后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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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灯火终究太微弱了。抗战爆发后，传字辈艺人各奔东西，有的改了行，有的在街头卖唱，有的贫病而死。周传瑛后来回忆，有一次他们在上海演出，台下只有十几个观众，演到一半，台下只剩三个人——一个卖瓜子的，一个找人的，还有一个是戏院老板的亲戚。这就是昆曲最真实的“落幕时刻”：不是轰然倒塌，而是无声无息地消散。

余音从《十五贯》到“非遗”。

昆曲真的死了吗？没有。它只是睡着了。

1956年，一出《十五贯》救活了昆曲。这出戏由浙江昆苏剧团排演，周传瑛演况钟，王传淞演娄阿鼠。它本来是一出传统戏，但经过整理改编，突出了“实事求是、为民请命”的主题，结果一炮而红。毛泽东、周恩来都看了演出，周恩来称赞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的成功，让昆曲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昆剧团，培养新一代演员。张继青、汪世瑜、计镇华、梁谷音、岳美缇……这批“继字辈”“世字辈”演员，成了当代昆曲的中坚。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是对昆曲艺术价值的最高肯定。近年来，随着《牡丹亭》的“青春版”演出、各种昆曲讲座的普及，昆曲又吸引了一批年轻观众——虽然他们多半是大学生或白领，虽然他们往往只看折子戏而不看全本，但至少，笛声又响起来了。

一个未完成的梦。

昆曲从元末明初的昆山土腔，走到明清两代的鼎盛辉煌，再到近现代的衰落与重生，走过了六百年的风雨。它是中国戏曲中最精致、最深刻、也最脆弱的一种。它的“雅”，成就了它，也限制了它；它的“梦”，感动了无数人，也让无数人望而却步。

今天，我们听昆曲，听的是什么？是《牡丹亭》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怅惘，是《长生殿》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是《桃花扇》里“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悲凉。这些唱词，这些旋律，是中国人对美、对情、对生命最深沉的表达。

昆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它的梦，还在。只要有人还在唱“良辰美景奈何天”，只要有人还在听“赏心乐事谁家院”，昆曲就没有落幕。它只是换了一个舞台，换了一群观众，继续做那个做了六百年的梦。这个梦，关于爱情，关于兴亡，关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那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

水磨调里六百年，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