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吹糖人技艺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宫廷画师郎世宁曾绘制一幅《市井糖人图》，细腻描绘了吹糖人艺人当街献艺的场景：艺人蹲坐于小马扎上，面前是冒着热气的小锅，左手捏糖，右手持管，围观者男女老幼皆有，孩童眼中满是渴望。这幅画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研究吹糖人历史的珍贵图像资料。

清代吹糖人的地域流派也日渐清晰。北方流派以北京、天津、河北为代表，风格粗犷豪放，造型夸张，色彩浓烈；南方流派以江浙、四川为代表，风格细腻精巧，注重细节，色彩淡雅。北方艺人善吹大件，如龙、凤、麒麟；南方艺人善吹小件，如蝉、蝶、蜻蜓。

民国时期市井文化的符号。

民国时期，吹糖人迎来了最后的辉煌。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激增，街头巷尾的吹糖人摊子成为城市生活的日常风景。上海《点石斋画报》、北京《晨报》副刊上，常有关于吹糖人的图文报道，称其为“孩童之友”“市井之艺”。

民国吹糖人艺人的社会地位虽不高，但其中不乏技艺超群者。北京天桥的“糖人张”、天津南市的“糖人李”、上海城隍庙的“糖人王”，都是名噪一时的吹糖人名家。“糖人张”张玉亭能在一分钟内吹出一只展翅凤凰，且羽毛纹理清晰可辨；“糖人李”李凤山则首创“双管吹糖法”，可同时吹制两件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这一时期，吹糖人也开始进入文学艺术视野。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写祥子逛庙会时，特意提到“吹糖人的摊子前围了一圈孩子”；张恨水在《春明外史》中，借吹糖人艺人杨大哥之口，道出民间艺人的辛酸与坚守。吹糖人不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成为市井文化的重要符号。

技艺巅峰吹糖人的工艺体系。

至民国时期，吹糖人已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大致可分为选料、熬糖、揉糖、吹制、塑形、点睛六道工序。

选料以麦芽糖为主，辅以蔗糖，要求糖质纯净、色泽金黄、黏度适中。熬糖是关键，火候过了则糖脆易碎，火候不足则糖软难成型。有经验的艺人凭糖稀冒泡的大小和气味，就能判断是否熬到了最佳状态。揉糖是将熬好的糖稀趁热反复揉搓，使其均匀柔韧。吹制是最见功力的环节，艺人需在几十秒内完成吹气与塑形，一气呵成。塑形则综合运用捏、拉、揉、剪、点、划等手法，最后用竹签点睛，一件作品才算完成。

吹糖人的题材极为广泛，有动物类：龙、凤、虎、狮、猴、兔、鱼、虾、蟹、蝉、蝶；有植物类：桃、石榴、葫芦、莲花；有人物类：孙悟空、猪八戒、哪吒、寿星、仕女；有器物类：灯笼、元宝、绣球。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吉祥寓意，龙代表尊贵，凤代表吉祥，桃代表长寿，鱼代表富足，寄托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

落幕吹糖人的衰落与困境。

时代变迁中的生存危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吹糖人逐渐走向衰落，其原因错综复杂。

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剧变。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管理趋于规范化，街头摊贩被纳入统一管理，吹糖人艺人失去了自由摆摊的空间。同时，正规学校教育普及，孩童的课余生活被作业和课外班占据，街头艺人的生存土壤日渐稀薄。

其次是物质生活的丰裕。计划经济时期，糖果凭票供应，吹糖人尚有一定市场；改革开放后，各类工业化生产的糖果、巧克力、蛋糕琳琅满目，吹糖人那单一的麦芽糖口味不再具有吸引力。孩子们有了更多选择，吹糖人的“甜蜜魔法”失去了魔力。

再次是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相继普及，街头艺人的表演不再是稀罕景致。吹糖人从“娱乐”变成了“怀旧”，从“日常”变成了“记忆”。

最后是传承机制的断裂。吹糖人历来靠师徒制传承，学习周期长，收入不稳定。年轻一代不再愿意从事这门“没出息”的手艺，许多老艺人找不到徒弟，技艺面临失传。

老艺人的坚守与无奈。

河北沧州的王师傅，今年七十三岁，是当地最后一位吹糖人艺人。他十五岁拜师，吹了五十八年糖人。他的摊子摆在沧州老街的一个角落，每天下午出摊，风雨无阻。然而生意冷清，有时一整天只卖出两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