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皮箱压在腿底下,把装干粮的布袋子抱在怀里,把口袋里的东西摸了一遍又一遍。银镯子在,婚书在,奶奶的照片在,钱也在。
她摸着那些钱,心里算了算。
火车票到省城两块三,省城到西北十八块。住招待所花了五毛。吃饭花了三毛多。
剩下的,不多了。
如果把回程票也算上,那根本就不够。
万一那边找不到人,她连回去的车票钱都没有。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心就慌得不行。
她把钱包好,塞回最里面的暗兜里,又把暗兜的扣子扣好。
奶奶说了,顾家的人重信义。
奶奶说了,人不能失信。
奶奶说了,你要好好过日子。
可是奶奶没说,万一人家不认怎么办。
她闭上眼睛,把脸埋在臂弯里。
鼻子酸酸的,但没哭。
哭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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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火车停了一个大站,上来很多人。
车厢里一下子挤了,过道上站满了人,有人站着打瞌睡,有人蹲在地上吃馒头,有小孩在哭,有人吵架,乱哄哄的。
林小满缩在座位上,把皮箱往里面挪了挪。
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灰布中山装,看着像个干部模样。他看了林小满一眼,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会儿。
林小满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那男人过了一会儿又看了她一眼,这次看得更久了些,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林小满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她把皮箱抱得更紧了,往里靠了靠,把脸转向窗外。
对面的大嫂醒了,看了看那男人,又看了看林小满,皱了皱眉。
那男人第三次看过来的时候,大嫂忽然开口了:“同志,你站累了吧?来,你坐这儿。”
她说着,把小丫头从座位上抱起来,自己往里挪了挪,给小丫头腾了半个座位。
那男人愣了一下,摆了摆手:“不用不用。”
“没事,你坐吧。”大嫂笑了笑,笑容淡淡的,但眼神很坚定。
那男人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大嫂看了林小满一眼,压低声音说:“姑娘,出门在外,别老把东西往外掏。你那口袋,被人盯上就麻烦了。”
林小满点了点头,把红布包从口袋里拿出来,塞进了衣服最里面的暗兜里。这个暗兜是她出发前特意缝的,用针线把口袋布加了一层,缝得密密实实的。
“谢谢大嫂。”她说。
大嫂摆了摆手,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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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继续往前开。
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了。绿色越来越少,黄色越来越多。山变秃了,地变平了,一眼望过去,看不到头。
林小满没见过这样的地方。
她从小在南方长大,到处是山是水是树,走到哪儿都绿油油的。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没有河,没有房子,没有人。
只有天和地。
天很大,地也很大,可就是没有别的东西了。
她心里忽然有点怕。
不是怕坏人,是怕这个地方太大了,大到她一个人装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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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傍晚,火车到了西北站点。
林小满拎着皮箱下车,两条腿都是软的,在火车上坐太久了,脚也肿了。她把鞋脱下来看了看,脚踝肿了一圈,用手按一下,一个坑。
她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地方吃了碗面,一角五分钱,热乎乎的面汤喝下去,整个人活过来了。
然后去找长途汽车站。
来之前,她在镇上的邮局打听过了。邮局那个戴眼镜的同志帮她查了半天的地图,告诉她:“你到了省城,转长途汽车,坐到县城。到了县城再打听,部队离县城还有几十里路,到时候再想办法。”
她还问了地址,那个同志说:“部队的地址不对外公开,你到了当地县城再问吧。”
所以她现在只知道去县城,到了县城再想办法。
汽车站比火车站小得多,人也少。她买了票,等了一个多钟头,上了一辆破旧的大客车。
车上坐满了人,有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有抱着鸡的农妇,有拎着公文包的小干部。林小满的座位在最后排,颠得最厉害。
车子一开,灰就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呛得人直咳嗽。
她用手捂住口鼻,看着窗外的风景。
外面的世界,和火车上看到的又不一样了。
火车上看到的戈壁是远的,隔着玻璃,像一幅画。现在汽车直接开进了戈壁里面,灰扑扑的,干巴巴的,风刮过来都带着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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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好,车子颠得要命,林小满的骨头都快被颠散架了。皮箱在地上滑来滑去,她只好用两脚夹住。
开车的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嘴里叼着烟,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在挂挡,技术很熟练。
有人问他:“师傅,还有多久到?”
“早着呢,天黑前能到就不错了。”
车里有人叹了口气。
林小满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她不敢睡,怕坐过站。可是太累了,眼睛睁不开。
迷迷糊糊地,她听到有人在说话,有人在笑,有小孩在哭。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
她猛地睁开眼,发现车子停了。
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