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有风，吹动屋檐下挂着的铁皮风铃，没响，只是轻轻晃。风铃是去年一个孩子留下的，说是“能听见风说话”。他没扔，也没挂好，就那么垂着，一截铁丝缠着，歪了。

天快亮时，他起身，把那叠信全部收进铁皮箱，锁上。钥匙挂在脖子上，压在衬衫底下。他拉开门，走到后院，把铁皮箱埋进土里。土是湿的，刚下过雨，挖起来黏脚。他挖了半米深，没用工具，用手。指甲缝里进了泥，没洗。

埋完，他没拍土，就那么让风把落叶吹上去，盖着。

陆知遥第二天早上来，看见门开着，屋里没人。桌上那张身份证复印件还在，红字清晰。台灯没关，光还亮着，照着杯沿那圈黄渍，没变。

他走过去，拿起复印件，看了两秒。没说话，放回原处。转身时，瞥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支铅笔，削得尖尖的，笔杆上刻着三个小字：陆明远。

他没拿。也没动。

下午三点，基金会新址的施工队来了，推土机在远处轰隆隆地响，声音闷，像隔着一层土。沈霁梧没去现场。他在小屋的窗边坐着，手里捏着一张旧照片，是七岁陆知遥，站在福利院门口，手里攥着半块馒头，眼睛看着镜头外，没笑。

照片背面，有人用铅笔写过一行字，字迹淡了：“他记得月亮。”

陆知遥在门口站了五分钟，没敲门。他看见沈霁梧的衬衫袖口又沾了灰，和昨天一样。门缝底下，有片枯叶，被风吹进来，卡在门槛上，没动。

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两下，停了，又响，最后消失。

晚上七点，沈霁梧锁了门，没带钥匙。他站在空地上，抬头看天。月亮出来了，半轮，灰白。风铃没响，但铁丝晃了一下，叮——一声极轻，像谁叹气。

他没动，站了二十分钟。然后转身，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