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的清晨有薄雾，像一层没拧干的纱。陆知遥站在图书馆奠基仪式的临时棚下，手里捏着那本空白笔记本。纸页厚，边角微卷，是去年在柏林旧书店买的，老板说，这纸能撑五十年，墨水不会洇。

他没穿西装，只套了件灰夹克，拉链没拉到底，左边袖口还沾着前晚咖啡的印子，干了，发棕。台下站了三十来人，记者不多，穿旧夹克的孤儿负责人占了七成，都低着头，脚尖点地，像在数砖缝。

没人说话。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点水汽，把棚顶的塑料布吹得轻轻鼓了一下。

陆知遥把笔记本放进地基预留的铜盒里。动作不快，也不慢。盒盖合上时，发出一声闷响，像旧门关严了。

他退后半步，没看镜头，也没看人群。视线落在右前方——那里有棵刚栽的枫树，树苗细，树皮还带着运输时的捆扎痕，根部堆着新土，土里混着几片没扫净的落叶，黄的，边角卷了。

他转身要走，身后有人轻声说：“那本书……是给谁的？”

声音很轻，像怕惊了树。

陆知遥没回头。他抬手，把夹克拉链又往上提了半寸，指甲缝里还留着点泥，是早上在工地踩的。

“给还没学会写字的人。”他说。

没人接话。记者们没动，闪光灯没亮。风又吹了一下，塑料布啪地轻响，像有人在远处翻了一页纸。

他走下台阶，鞋底沾了点湿土，没擦。助理跟在三步后，手里拎着公文包，拉链没拉好，露出一角纸页，是今天的行程表，上面有“沈霁梧”三个字，被铅笔划掉了，但没划干净，还看得出轮廓。

陆知遥没问。他上车，关上门，车窗没摇上，风灌进来，吹得他额前的碎发乱了。

车开出去两百米，他才说：“你昨晚，看见谁了？”

助理愣了一下，手握着方向盘，没转头。“谁？”

“会场后面。最后五分钟。”

助理沉默了五秒。车经过一座桥，桥下水流缓，水面浮着几片枯叶，像被谁随手扔的。

“没人。”他说，“只有您和七位负责人。”

陆知遥没再问。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没点，捏在指间，指节发白。烟盒是旧的，边角磨得发毛，标签上印着“日内瓦机场免税”，日期是三年前。

他把烟盒放回口袋，手在裤兜里停了两秒，才抽出来。

办公室在七楼，没开灯。他进门，把外套挂上衣架，袖口的折痕还在，没熨。抽屉没锁，他拉开，拿出那叠档案。

七份，每份都贴着沈霁梧的批注。

第一份，字迹潦草，像赶时间写的：“收养理由：无亲属，无监护人，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