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的冬天，天黑得早。陆知遥把铁盒从壁炉后头拖出来时，炉灰还温着。盒子是旧的，边角锈了，锁扣松了，每次开都得用拇指顶一下才弹开。他没点灯，只靠窗外的极光，蓝绿的光贴着雪地，照进屋檐，把盒子照得像块浮在暗处的冰。

信堆在里面，七封。每一封都不同。

第一封是咖啡馆的餐巾纸，皱得像被揉过十次，字是蓝墨水写的，洇了一角，像泪痕。第二封是医院的病历纸，背面印着“体温：37.8℃”，字迹是钢笔，压得深，像刻进去的。第三封是石板，炭笔画的，雨水冲过，字迹淡了，可那句话还在——“你教我，爱不是占有，是放手。可我忘了，放手之前，得先学会跪着看你的背影。”

他没读完。每次只看一眼，就合上。

他不回信。也不烧。不扔。不藏得更深。

他只是每天晚上，等雪停了，炉火快灭了，就坐在木地板上，对着七张小脸——七个孤儿，七张照片，贴在墙上的塑料框里，边角卷了，胶带泛黄。他讲一个故事，关于一棵会走路的树。

树不说话。根记得每一场雨。

他说得慢，声音低，像在念说明书。孩子们听不懂，但不吵。最大的那个，十岁，总在故事讲到一半时，把毯子拉到下巴，眼睛盯着天花板。最小的，五岁，会突然问：“树……会冷吗？”

“会。”陆知遥说。

“那它怎么不哭？”

“它哭了，土就湿了。”

孩子点点头，闭上眼。他不问树是谁。他也不说。

铁盒里的信，他每天晚上都拿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好。没有邮戳，没有地址，没有落款。他数过，从非洲那封录音之后，一共七封。第七封，是上周，夹在送来的干粮袋里，一张被压扁的药单，背面是铅笔写的字，字迹很轻，像怕被风刮走：“你记得我，我就没死。”

他把药单放回盒底，盖上。锁扣咔哒一声，轻得像心跳。

第二天，他去镇上的邮局。邮局老了，门把手是铜的，磨得发亮，左边那根弹簧断了，每次推门都得用肩膀顶一下。柜台后头的女人认识他，不问，只递给他一个信封，没贴邮票，没写地址，只在右下角画了个小圈，像雨滴。

“今天有你的。”她说。

他接过，没看。放进外套内袋，贴着胸口。走的时候，她又说：“你上次寄的那张明信片，我贴在墙上了。你写的‘树根记得’，我儿子抄了去，当作文作业。”

他点头，没说话。门在身后关上，弹簧没弹回来，卡着，半开。

他没回头。

回小屋的路上，雪又开始下。风不大，但细，像针。他走得很慢，鞋底沾了泥，干了，裂成片，每走一步，就掉一点在雪地上。

晚上，他照常讲故事。

今天讲的是树第一次走路。它从山脚出发，根扎进岩缝，慢慢挪，挪了三年，才到山顶。没人知道它为什么走。有人说它想看云，有人说它想找水。没人知道，它只是记得，七年前，有人在它脚下埋过一个铁盒。

孩子问：“那树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