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空调嗡嗡响，吹得窗帘微微动。桌上有一杯咖啡，放了三天，没喝。杯沿有圈茶渍，颜色发褐，像干了的血。他盯着屏幕，没动。直到太阳转了第七圈，他才伸手，关了电源。

屏幕黑了。

他没起身，也没叫人。只是把那条新领带，重新挂回衣架。衣架是铁的，左边那根钩子松了，挂衣服时会歪。他没修。

下午三点，秘书敲门，说董事会要开紧急会议，问他还去不去。

他点头，说：“去。”

他起身，拿上公文包。包是旧的，皮边裂了，用透明胶缠了两圈。他没换，也没擦鞋。鞋底还沾着昨天去福利院旧址时带的泥，灰黄色，干了，裂成小片。

他走到电梯口，电梯门开，里面站着两个穿西装的人，低头看手机。他没说话，走进去，按了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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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上升，数字跳得慢。他盯着数字，从1到20，没眨眼。

顶层办公室的门没锁。他推开门，里面空着，桌椅都搬走了，只剩一张椅子，倒在地上，椅腿断了一根，靠在墙角。

他没捡，也没叫人来收拾。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窗外是城市，灰蒙蒙的，云低，风大。远处有工地，塔吊在动，像一只没睡醒的铁鸟。

他站了很久，直到手机震动。

是律师发来的消息：“遗嘱修改完成，您确认签字吗？”

他回：“确认。”

然后，他关了手机，插进裤兜。

兜里还有一张纸，是陆知遥七岁那年写的，被他偷偷收着，一直没扔。纸皱了，边角卷了，字是铅笔写的，很轻，像怕被擦掉：

“我想有个家，不是有房子的家，是有人等我回家的家。”

他没看，只是把纸拿出来，折了三折，放进公文包最里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