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国，人地矛盾此时已经非常突出。东北的大开发，是朱翊钧为这即将爆炸的锅炉，打开的第一个减压阀。

国朝极盛时，疆域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北达戈壁沙漠，西北至哈密；西南临孟加拉湾，并收复安南全境；在青藏高原上，也设立羁縻卫所。国土面积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

到了万历元年时，这硕大的国土在东北收缩到辽河流域；北方全部撤在长城之后；西北新疆全无，明军退守嘉峪关；西南虽未全部折回到云南，但缅甸已经出了英主，乱事近在眼前。

号称“不割地、不和亲、不纳款”的大明，历代皇帝面对边疆地区的反叛，却束手无策。曾经占领、羁縻的国土大片沦丧。

国土的丢失，一方面是国力衰弱，力有不逮。更重要的是，历代君主中没出来一个汉武帝，反倒是一帮守户之犬儒。

仁宗之后，不管国力如何，历代帝王少有扩土之心。有一个两个有点志气的，或眼高手低，空留耻辱笑柄；或刚有振作之意便告崩殂。

等到朱翊钧接手，这原来超级大的国土，此时只剩下一半多些，比三国时魏国的国土面积没大多少。

而万历元年的帝国人口，黄册统计约为六千五百万。朱翊钧根本不相信这个数据，去年让锦衣卫在东西南北各选了一地，做了抽样调查——南方此际在黄册之外的能有在册的一半，北方在黄册之外的也超过至少三分之一。

按这个比例粗略的估计一下，目前全国人口数应该在一亿二千万左右。以成祖时不到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养活超出成祖时期接近一倍的人口——朱翊钧用脚指头思考，也能判断出民间蓄奴成风和人口价格低廉的原因。

明代中后期，勋贵、缙绅、商人、豪强加大了对土地的掠夺，他们一方面偷税漏税，一方面将赋税、劳役的负担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而小农经济的脆弱特点在此时暴露的最为突出，稍微过头一点的自然灾害，或者家庭变故，就能立即把一个小自耕农之家撕成碎片，堕入佃仆的厄运。

嘉靖初年，大明律明文禁止的蓄奴之令在经济规律的冲击下，已经名存实亡，此际的明人《家训》或笔记中，大量出现关于使用奴仆的内容。

到了万历时期，苏州府嘉定县的县志中已经出现了“大家童仆，多至万指”的记载。说明此时大户家蓄养奴仆已经超过了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