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再次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陈越的头上。已经到了1941年7月中旬，整个夏天河南几乎一滴雨都没有下过。豫南、豫北、豫西可能还好一点，黄淮之间的豫东、豫中一带，两年前刚刚经历了一场水患，这时候才刚刚恢复生产。又遭遇了这样的旱灾，刚刚回到这一带恢复生产的百姓，看着已经开裂的农田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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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旱灾在这时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却勾起了陈越的一段记忆。河南的这一次旱灾持续了15个月，导致小麦减产超过三分之二，部分地区甚至绝收。旱情在1942年进一步加剧，并伴随蝗灾、水灾等次生灾害。因饥饿和疾病死亡人数超过300万，另有300万人逃亡至陕西、甘肃等地?。

而重庆方面对河南的灾情置若罔闻，甚至直接封锁消息。《大公报》等报刊因为报道了河南的灾情，甚至被勒令停刊整改。直到一个米国记者在1943年实际考察之后，迫于舆论压力，重庆政府才展开了所谓的救灾活动，但是一来杯水车薪，二来为时已晚。

陈越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这种事情他不可能熟视无睹，而且灾区离他的控制辖区非常近，仅仅相隔了一条淮河而已。其实陈越也知道，因为这一世大别山的富庶，那些原本逃难到陕西、甘肃的人大概率会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北三县。而鄂豫皖绥靖公署的官员们也会妥善安置这些灾民，都已经轻车熟路了。

但是中国人的天性就是这样，故土难离，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背井离乡。就好像返回到河南的这一批百姓，这时候豫中和豫东在经过花园口决堤之后，并不是非常适合生产。农民尽管不懂水利，但是也知道黄河随时有再次决堤的风险。但是他们依然回到了这里，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这片土地下面还埋着他们的祖宗。

该怎么让这些人主动离开豫中和豫东呢，如果他们不离开，不管自己再怎么救助，因饥饿和疾病死亡人数再怎么减少，这种情况也会存在，最多是从三百万，降低到一百万。但是在经历了金陵惨案之后，陈越知道自己不会为少死的那两百万庆幸，只会为死去的那一百万自责。

于是陈越找来了郭汝瑰、姚子青、程厚之和接替程厚之成为鄂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原英山县县长段立松。

“诸位，拿个章程出来了，河南大旱，庄稼受损严重，这时候不想办法，等到秋天收不上来粮食，会死很多人的。”陈越说道。

“陈长官，这方面我们也算是熟门熟路，1939年花园口决堤的时候我们就操作过。这时候大别山区比当时可是要富庶得多，再加上湖北也光复了，容纳个几百万灾民不成问题。我觉得咱们在潢川、固始等地的淮河南岸做好准备，随时救济灾民就可以了。”段立松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