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体纯在沧州站稳脚跟，力抗清早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飞越黄河长江，在风雨飘摇的南方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消息带来的，并非仅仅是鼓舞，更是一种危险的“示范效应”和“合法性真空”下的疯狂试探。

既然刘体纯一介“流寇”部将都能裂土称雄，打出抗清旗号而清廷一时奈何不得，那么，那些流亡的朱明宗室、手握重兵的军阀、心怀野心的文臣，又岂甘寂寞？

本着“流寇行，我亦行”的原则，南方的天空下一时间猛人辈出。

南京。

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以及“江北四镇”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个军头的支持下，于南京正式监国，旋即登基称帝，改元“弘光”。

这是势力最庞大、法统相对最“正”的政权，以“中兴大明”、“驱除鞑虏”为号，准备整合江南力量。

绍兴。

鲁王朱以海。在浙江抗清义师张煌言、钱肃乐等和部分浙东士绅的拥戴下，于绍兴宣布监国。

鲁王政权更侧重于联络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与福建郑芝龙集团也有接触。

福州。

唐王朱聿键在称帝，属于郑芝龙集团小傀儡。

桂林。……

在相对偏远的广西、湖广南部，亦有其他疏藩宗室在地方实力派，广西巡抚瞿式耜、湖广总督何腾蛟等的支持或默许下，蠢蠢欲动，或自称监国，或暗蓄实力观望风向。

刘体纯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这些人的野心，让他们看到了在乱世中割据一方甚至问鼎中枢的可能性。

南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和混乱。

各个小朝廷忙于争正统、划地盘、拉拢军阀，对迫在眉睫的清军威胁，反而在口号震天中行动迟缓，相互掣肘。

刘体纯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北方的砥柱作用，客观上为这种混乱的“发育”提供了短暂的时间窗口，让许多人过了一把“皇帝瘾”。

要是没有刘体纯，清军的招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一举平定大半个中国。

紫禁城武英殿内，气氛凝重得如同铅块。多尔衮面色阴沉地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奏报：南方各藩王自立的消息、河南吴三桂催粮催兵的急报、以及北京城内日益严峻的粮荒报告。而所有问题的核心，都指向同一个地方——沧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