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口，法国军舰“杜布雷”号。

会议厅里弥漫着雪茄、咖啡和法国香水的混合气味，甜腻得让人作呕。长条桌前，法国公使罗淑亚跷着二郎腿，手里玩着一把精致的镀金拆信刀，刀尖在桌面上“嗒、嗒、嗒”地敲着，每一声都像敲在曾国藩的太阳穴上。

“总督阁下，”罗淑亚的中文带着浓重的鼻音，“我国领事丰大业先生，是在贵国领土上被暴民用标枪刺穿的。尸体上，有十七个窟窿。”

他把一张照片推过来。

黑白照片，血淋淋的。丰大业被钉在墙上，眼睛睁着，嘴张着，胸口插着的不是标枪，是一根削尖的船篙——天津码头常见的那种。照片边缘，还能看见几只穿着布鞋的脚，显然是围观百姓的。

“对此，”罗淑亚盯着曾国藩，“阁下作何解释？”

曾国藩没看照片。

他在看罗淑亚身后的舷窗——窗外，渤海海面上，另外五艘法国军舰正一字排开，炮口全部对准岸上的大沽炮台。更远处，英国、美国、俄国的军舰也在游弋，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

“公使先生，”曾国藩开口，声音很稳，“丰领事之死，本督深表遗憾。但事发之前，贵国教堂护卫曾开枪射杀二十余名天津百姓，此事又当如何解释？”

“那是自卫！”罗淑亚猛地拍桌子，“暴民冲击教堂，护卫有权保护财产！”

“包括向手无寸铁的妇孺开枪？”

“阁下有证据吗？”

曾国藩从袖中取出一份口供，推过去：“这是当时在场的法国修女玛丽·杜邦的证词。她承认，教堂护卫在人群还未靠近时，就开了第一枪。”

罗淑亚扫了一眼，冷笑：“一个修女，被暴民吓破了胆，胡言乱语而已。”

“那这些呢？”曾国藩又推过去一叠照片——是那些从教堂地窖扒出的幼童尸体，胸口被剖开，内脏被取走，“天津百姓说，这是贵国传教士用来制‘长生药’的。公使先生，对此又作何解释？”

“污蔑！”罗淑亚霍地站起，“赤裸裸的污蔑！那些孩子是病死的，我们的传教士是在进行医学解剖！”

“医学解剖需要挖心肝？”

“你——！”

会议厅里的空气骤然绷紧。

几个法国军官的手按在了腰间的枪柄上。曾国藩身后的赵烈文也踏前一步，手按刀柄。

就在这时，曾国藩忽然觉得眼前一黑。

不是晕眩，是真正的黑——像有人用黑布猛地蒙住了他的眼睛。紧接着，耳朵里“嗡”的一声长鸣，所有声音都变得遥远、扭曲。罗淑亚的咆哮声，赵烈文的呼吸声，甚至窗外海浪的声音，都混在一起，变成一种诡异的、非人间的噪音。

然后，天旋地转。

不是比喻，是真的在转。他感觉脚下的甲板在倾斜，头顶的天花板在旋转，整个军舰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疯狂地摇晃。

“大人？”赵烈文扶住他。

曾国藩摆摆手，想说什么，但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不是血，是更粘稠的、带着硫磺味的暗金色液体。他强行咽下去，咽得喉结剧烈滚动。

背上的鳞片，在这一瞬间全部炸开了。

不是一片一片地张开，是同时、全部、像受惊的刺猬一样炸开。他能感觉到，那些暗金色的鳞片边缘刺破内衫，刺进外袍，甚至刺进了赵烈文扶着他的手臂里。

“呃……”赵烈文闷哼一声，松开手。

他低头，看见自己手臂上出现了几个细小的血点——不是被刺破的，是被腐蚀的。曾国藩官服下渗出的暗金色粘液，沾到皮肤上，瞬间就灼烧出几个焦黑的小洞。

“阁下不舒服？”罗淑亚也注意到了，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然后是……探究。

“旧疾。”曾国藩咬牙吐出两个字。

他扶着桌沿，想站起来，但腿一软，又跌坐回椅子上。

这一次，眩晕更猛烈了。

不是生理的眩晕，是螭魂在造反——它在愤怒，在咆哮，在疯狂地冲撞他意识的牢笼。因为它“闻”到了，闻到了这艘军舰上浓郁的、属于洋人的“气”：傲慢，贪婪，还有那种要把这片土地撕碎吞下的……食欲。

那种“气”，让它暴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