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着名史学家向达据此推测当时长安胡人应在5万以上，甚至可能超过10万人。相比于陆上丝路起点的长安，作为海上丝路起点的广州，则居住着更多的外国人。

而到了宋代，生活在宋代蕃坊的外国人中仅宗教人士就有20万人。当时的广州“富人多蓄鬼奴”，所谓“鬼奴”就是非洲来华的黑人，他们“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鬈而黄”，广州、泉州这些海路口岸城市的外国人非常普遍和常见。

（广州黑人多竟然还是历史遗留问题）

自有外国人入华起，对他们在华居留的管理问题便为历代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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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唐宋以来外国人在华居留数量的大增，历代便逐渐在律令中制定专门约束外国人的法律条文。

汉朝对居留中国的外国人一概按照已有的法律进行管理，任何来华的外国人都必须遵守汉朝法令。

《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过楼兰王子在汉朝犯法的事情。

“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

意思是，这孙子贵为楼兰王之嗣子，但触犯了我大汉法律。

想回去？

门儿也没有！

窗户也都封死！

烟囱都得堵上！

不仅不准回国。

而且还被按律处以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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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朝，对外国人犯罪问题开始有所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也就是说如果犯罪事件发生在同类外国人之间，比如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新罗人，那么就按新罗国法律处理。而如果涉事的是百济人和新罗人，那么就按唐朝法律处理。

但在明清时期法律就很直接了，《大明律》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也就是说在我这儿犯了事，不管你是哪国人，一概以大明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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