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听路北说过，当初果敢赌场的管理人员，因身体抱恙需要做手术。

他可以就近去回国治疗，但他坚持要去台北。

他说，从他进赌场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去不了大陆了。他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在某个社会是不被允许的。

有一次黄家人中做大米生意，他每个月要去给北掸邦送军粮。

出于对民族地方武装大本营的好奇心，我跟着他去了一趟。途中经过一个“瘾君子村”歇脚时，黄家人从村中朋友那儿拿了一小瓶一号给我“见世面”，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惊吓过后，原先多少有过的猎奇心转变成了一种失落与愧疚。

对我而言，当地的许多经历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或者仅仅是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我面对的这些人而言，这是他们真正的生活。

有一次一个叫杨哥总在来鲁家送猪肉时顺便打几把牌，打牌时还时常拿我来打趣。

后来我听说杨哥死了，是被误杀的。

一群小年轻去找人寻仇，杨哥恰巧驾车经过，小年轻以为杨哥是对方派来的杀手，慌乱中向他的车开了七枪。

这是一个意外，但发生在当地就成了不太意外的“意外”。

小年轻们遇到自认为的不公，几乎不会想到寻求法律帮助，也难以寻找道德权威主持正义。

在一个人们难以获得合理裁量的社会里，恐吓、报复、寻仇成为了寻求公平、疏解愤恨的方式。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小年轻看到旁边经过的车辆，才会第一反应是仇家派了杀手。

后来，，没有人再主动提起杨哥，这仿佛成为了一种默契。我主动问起的时候，有的人说“可怜得很”，也有人说，“人家把这里叫作金三角，人死了就是死了，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