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打火花的表演形式趋于成熟：熔炉、柳木勺、木板、城墙（或高杆）构成固定装置；表演者分工明确，一人舀铁水，一人击打，配合默契。更重要的是，它从“匠人自娱”升格为“官民同乐”，从乡村走向城镇，从地方走向全国。

打火花的历史上，鲜有达官显贵留名，却有几位民间艺人被口口相传至今。

“铁花张”张德胜。 清末河北蔚县暖泉镇人，打树花第十三代传人。据传其臂力惊人，一勺铁水能击出三丈高，铁花散开如巨伞，落地范围精准可控。他改良了木板材质，以柳木替代硬木，使击打时铁水更易碎散成花。张德胜还打破“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将技艺传给女儿，成为一时佳话。

“火神刘”刘万春。 民国时期河南确山打铁花班主。他首创“双层击打”法：第一人将铁水打向空中，第二人在铁水下落时补击一板，使铁花在空中二次爆裂，形成“花中花”的奇观。刘万春率班社走遍中原，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抗战爆发后，他率班社为抗日将士义演，以铁花激励士气，传为美谈。

“最后的匠人”王德。 山西泽州人，20世纪50年代打铁花代表性传承人。彼时打火花已渐衰落，王德仍坚持每年元宵表演，并首次接受文化部门采访，留下珍贵的口述史料。他晚年感叹：“铁花一散就没了，就像咱这手艺，再不传就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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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字或许不见于正史，却刻在地方志、族谱与匠人的记忆里。他们以血肉之躯，托举起千度铁水，也托举起一门技艺的尊严。

地域特色，一方水土一方花。

打火花并非一地独有，而是沿着冶铁业的分布，在中华大地上开出了形态各异的花朵。

河北蔚县——“打树花”。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版本。表演者头戴草帽、身穿羊皮袄，手持木勺，将铁水泼向古城墙。铁水撞击城墙后炸裂成无数金色碎片，如瀑布倒挂、金雨倾盆。因城墙高耸，铁花散落面积大，场面极为震撼。蔚县打树花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南确山——“打铁花”。 最具仪式感的版本。表演前需设香案、祭炉神，艺人们赤膊上阵，以花棚（搭有柳枝的棚架）为目标。铁水击向花棚，柳枝燃烧，铁花与火光交织，形成“火树银花”的立体景观。确山打铁花同样入选国家级非遗。

山西泽州——“打铁火”。 最具原始粗犷气质的版本。表演者站在高台上，将铁水打向空中，任其自由散落。因泽州多山，铁花在山谷间回响，火星落入河流，形成“水上生花”的奇景。

山东淄博——“打铁花”。 与陶瓷业结合，铁花常与琉璃、花灯同台表演，形成“火与土”的双重艺术。

一地一花，一花一世界。打火花的地域差异，恰恰映射了中国冶铁业的地理格局与民间审美的多元性。

落幕，繁华散尽，余烬犹温。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乱与变革中的凋零。

打火花的衰落，始于民国。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冶铁业萎缩，匠人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城市管理制度的建立，明火表演被视作安全隐患，多地出台禁令。打火花从“节庆必备”沦为“偶尔为之”。

新中国成立后，虽有一段短暂的复苏期20世纪50年代，部分地方文化部门组织老艺人重登舞台但随后的社会变革再次将其推向边缘。大炼钢铁时期，铁料被征用，熔炉改作他用；文革期间，打火花被归为“封建迷信”，艺人们不敢再提。至20世纪70年代，能完整掌握打火花技艺的艺人已不足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