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关于皇储的争论并未因此平息。万历十八年（1590年），神宗承诺两年后册立皇储，条件是群臣不再 聒噪。申时行随即劝告群臣保持冷静。但第二年，工部主事张有德再次上疏提及册立仪式，激怒了神宗，导致册立之事再次延后。此时，申时行正休假中，许国代行内阁事务，上疏提及册立事宜，将申时行列为首位。申时行得知后，秘密 上 疏 辩解，强调自己与此事无关，并表示神宗已决定册立之事，不应受外界干扰。这番言行被曝光后，群臣对申时行首鼠两端的行为感到愤怒。

给事中黄大城与内阁中书黄正宾先后上疏，揭露申时行的两面派行为，指责他表面赞同群臣意见，背后却迎合皇帝，以求皇恩。结果，黄大城与黄正宾被罢官，但这并未平息朝中的不满情绪。御史邹德泳再度上疏，直言申时行的不忠行为。面对群臣的激愤，申时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最终选择上疏辞官，请求归乡。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允许他乘坐驿站车马返乡。

六、寿终正寝

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八月，申时行结束了他在朝中的政治生涯，回到了养育他成长的故乡长洲。彼时，他已经年届五十七岁，一个在明朝的岁月里已经算得上是中年的年龄。从京城的繁忙与权力的中心回到宁静的故乡，对于申时行而言，意味着另一种生活的开始。在长洲，他度过了整整二十三年的时光，这段时间里，他远离了朝堂的纷扰，享受着平静的晚年生活，与家人相伴，或许也沉浸在对过往岁月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思考中。

申时行在家乡的这些年，无疑是充实而安宁的。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继续在地方上发挥着影响力，指导着后辈，传授着知识，也许还在文学创作上留下了更多的作品。他的晚年生活，是对一生辛劳的某种慰藉，也是对家族和社会的一种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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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申时行迎来了他人生的第八十个春秋。这一年，神宗皇帝仍然记得这位曾经的内阁首辅，派遣使者前往申府，表达了对申时行的关怀和问候。这份来自皇帝的慰问，不仅是对申时行个人的尊重，也是对他一生贡献的肯定。然而，当诏书抵达申府之时，申时行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

面对皇帝的厚赐，申时行表现出了他一贯的谦逊与淡泊。他让儿子申用懋归还了皇帝赏赐的金币，这不仅是对物质财富的淡然态度，也是对皇帝恩赐的一种礼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申时行仍旧心系国家大事，他口述了一份遗疏，向神宗提出了五项建议：“勤朝讲、发章奏、罢征敛、慎封疆、起废佚”。这些建议，体现了申时行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与殷切期望，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他仍不忘尽忠职守，为国家的兴盛与民生的福祉发声。

七月十九日（1614年8月23日），申时行在家中安然辞世，享年八十岁。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留下了一位政治家与文人的光辉遗产。神宗皇帝闻讯，下诏追赠申时行为太子太师，追封以极高的荣誉，谥号“文定”。这个谥号，不仅是对申时行个人品德与才华的褒奖，也是对他一生政绩与文化贡献的最终肯定。

六、结语

申时行的一生，是明朝文人从政的典范，他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更在文学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他的诗文，如同其为人一般，不张扬而内敛，却在平淡中见真章，彰显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