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妈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爸爸劳累了大半生积劳成疾患了肝硬化已经不能工作。勉强支持着身子给我做口饭吃。为了生存，我又挑起八股绳挑子卖起菜来。镇里卖不动就挑到10多里地的矿里去卖，虽然每次只挑六、七十斤，但“远道无轻载”，再加上我的左肩是死肩（担不了重东西），只能用右肩挑，肩头常被压紫和揉破。流血水……。遇到十恶不赦的矿警、小把头、劳务系等官公史人物，拎上两把转身就走，不仅分文不给还挑三拣四，我从心眼儿里憎恶这帮狗奴才！但12岁的我，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只好绕着他们叫卖，有时候绕都绕不过去，挣几个钱将就糊口。1943年的5月好不容易在矿安全灯库找到份充电工的工作。活儿并不轻松:日复一日的是接回矿工们使用过的矿灯，从拆卸、洗刷、驻入硫酸、上架充电，经十二小时后下架、组配、发放给下井工人，如此两班循环往复。活即脏、累对我来说倒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从小就劳动，可是由于保护用品太差，光着手摆弄硫酸，再怎么小心也不行，两只手烧破裂着火口子，有的地方红肿、溃乱，一抓东西像针扎似的钻心疼;衣服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一条条一块块;鞋都快挂不住脚了，真比叫花子还难看。后来选煤厂需要童工学开选煤机，不知道怎么选中了我，当年的10月转到滴道矿选煤厂。

选煤厂与翻罐、运搬系是紧密联络着的同一条生产线。日本鬼子为了多洗、多运、掠夺煤炭，供应其侵略战争加本国的需要，水洗车间每逢没有原煤下水，就逼迫和打骂翻罐的翻车工人;翻罐要是没有煤车可翻，运搬系的摩电车司机和登勾的工人可就要倒了霉。特别是运搬系调车场监工的日本鬼子“龟田”，他成天手里提着个羊角锤手仗，看上去好像根柱棍，实际上是殴打工人的工具，谁稍有迟缓，他张口就是“八嘎牙路”（混蛋)抡起羊角锤就打。工友们一提起他来都咬牙切齿，恨不得生食其肉！人们虽然明着敢怒不敢言，但暗地里却打着主意，用不同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1944年年底的一天早晨，刚上班不久就见选煤、翻罐、运搬第三个事务所的日本鬼子合在一起，像凶煞神似的一个个剑拔怒张，在各地方串来串去，对工人们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挨着个的盘查、训斥，有的被带到事务所去审问。后来听说是头天晚上“龟田”在调车场进行监工的时候，不知被几个什么人突然从背后用棉袄将头捂上，架到一条沟子里痛打了一顿而引起的。“龟田”这次被打足足养了三个月才好。这件事，一直到祖国光复后开摩电车的司机孙继友才告诉我是一个外号叫“佛手”的司机领头、联合三个登勾工人干的。

除此以外，从翻罐到水洗之间的运煤传送皮带经常被人们用刀子割断、划裂。有一次选煤厂楼下的总连突然着起大火，所以三天两头的停产，损失惨重。日本鬼子气红了眼，翻窟窿倒洞的进行追查，最后把电气工人姓李的作为嫌疑犯。抓到宪兵队去严刑拷打，弄得死去活来，以后下落不明……

我们水洗车间总代班的是日本人“山本”，小班长是中国人老毕。他当年40多岁魁梧的高个子，四方大脸，浓浓的两道眉毛，黑黑的两只大眼睛，但一只眼有点斜了，带着一口很重的河北口音，稳重、老练而和气，与我们一块干活。常给大家讲笑话和故事。

1945年7月来的一个白班，早6:00至晚6:00。洗煤机刚刚开动进入正常运转的时候，事务所来人通知“山本”去开会，“山本”走后老毕冲着我们招手:“大家都凑过来，这两天你们看出日本鬼子什么不正常的情况来没有？”机械的轰鸣声很大老毕喊着问大家。

“不正常？……不知道。”小宋看了下老毕说。

”……什么不正常？”小尤有些摸不着头脑的问。

“……我怎么这两天说的小鬼子都蔫了呢！是不是快要完蛋啦？”老毕看了眼大家继续说:“你们没注意最近事务所的鬼子天天开会都不像以前那么神气了，也不大管事儿了。特别是“山本”每次开会回来连话都懒得说，在值班室仰面朝天一躺，两手捧着后脑勺眼睛望着天棚算账，像没魂儿了似的。”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回想近来的情形，也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又都认为说日本鬼子要完蛋，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要是快完蛋了的话……怎么连一点动静都听不见呢？”小尤不相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