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外的粥棚在六月初关了。最后一天开棚时，锅里的粥已经稀得能照见人影，排队的人从棚前排到街角，又从街角绕到巷尾。
粥棚的伙计舀完最后一勺，把锅底刮了刮，朝排队的人喊了一声“没了”。
队伍里一阵骚动，后面的人往前挤，前面的人被推得踉跄，有人把碗砸在地上，碎陶片溅了一地。粥棚管事赶紧把门板合上，从后门溜了。
从那天起，广州城外的流民营地里再也没有开过粥棚。
粮食从北边运不过来。海禁断了安南的粮路，本地的存粮又被官府征了大半，说是要供应南下的明军。
广东布政使衙门发了征粮令，按田亩摊派，每户交粮若干，限期缴纳。
乡下的农户自己都吃不饱，交完粮之后连种子都没剩下。有农户把粮袋藏在床底下，被差役翻出来，连袋带粮一起抬走。农户蹲在门口看着，不敢拦，也不敢骂。城里的米铺涨了价，一斗米卖到了两百文，比年初涨了一倍多。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少，买不起的人开始想办法。
偷粮的事从五月中旬开始多起来。先是从城外的菜地里偷菜，然后是偷鸡、偷鸭、偷猪。有人趁着夜色翻进大户人家的后院，把粮仓的封条撕了，搬走几袋米。
大户人家报了官，差役来看了看，记了两笔，没有下文。
后来偷粮的人越来越多，不光是流民，城里的穷户也加入了。他们三五成群，半夜摸到城外粮商的仓库后面，把墙根掏个洞，钻进去搬粮。
粮商雇了护院守夜，护院拿棍子赶人，赶了几次没赶住，有一次还被人用砖头砸了脑袋。粮商去找府衙，府衙说护院不够，让粮商自己多雇人。粮商雇了十几个，粮还是被偷。
官府粮仓被抢是在六月末。那天夜里，广州城东的丰济仓外聚了三四百人，多半是流民，也有城里的穷户和几个地痞。他们没有统一的号令，只是蹲在仓外的墙根下等着，等墙里面的人先动手。
丰济仓的墙很高，门也厚，但墙根下有排水渠，水渠的铁栅栏被锈蚀了几根，有人用石头把栅栏砸开，从渠口钻了进去。进去的人从里面把仓门打开，外面的人一拥而入。
守仓的兵丁只有二十来个，被挤到墙角，手里的刀举起来又放下，没人敢砍。抢粮的人把粮袋往肩上扛，往外面的车上装，有人扛了两袋跑不动，被后面的人推倒，粮袋被夺走。仓里乱成一团，人挤人，粮袋被撕破，米撒了一地，地上的人蹲下来把米往怀里搂，后面的人踩着他们的手往前跑。
天亮时，丰济仓空了。仓里原本存着两千多石粮，全被搬光。地上到处是散落的米粒、撕破的布袋和踩烂的草鞋。守仓的兵丁缩在角落里，一个伤了胳膊，两个被推倒后踩伤了腿。
府衙的差役赶到时，抢粮的人已经散了，只有几个跑得慢的被抓住，押回衙门关起来。
抓的人多，放的人也多——关了两天，没人来审，没人来问，狱卒收了家里人送来的几文钱，把人放了。放出去的人回到流民营地，拍拍拍胸脯胡吹几句，唬得众邻居一愣一愣的，营地里的人都说他们是好汉。
抢仓的事传开后，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流民营地都开始效仿。佛山镇附近的官仓被抢了一次，肇庆府城外的一处军粮转运站被抢了一次，泉州城外的一处盐仓被抢了一次，漳州和月港的粮商仓库也被人撬了。
官府派兵去弹压，兵丁到了，抢粮的人就散，兵丁一走，又聚起来。有些地方的差役和兵丁自己也在饿肚子——军饷欠了几个月，粮饷也断了，他们守仓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到抢粮的人从面前跑过去，连刀都懒得拔。
流民营地里开始出现小股武装。起初只是几个年轻力壮的凑在一起，拿着棍棒和柴刀，在营地里维持秩序——哪家的粮被偷了，他们帮着找回来；哪家被欺负了，他们帮着出头。
后来这些人的装备越来越好，有人从抢来的官府武库里弄到了刀和长矛，有人从逃散的兵丁手里买到了旧火铳。他们不再只是维持秩序，开始向周边的村子收“保护费”——不给钱的村子，夜里就会有人来砸门抢粮。村子里的农户开始组织团练，和流民营地的人对峙，双方在田埂上打过几架，互有伤亡。
到七月初，广东和福建的流民武装已经形成了十几股大小不等的势力。最大的一股在佛山和广州之间，人数超过两千，头目是一个姓王的流民，以前在广西当过兵，会看简单的阵图。他带着人占了佛山镇外的一处窑厂区，把窑厂改成了营寨，四周挖了壕沟，门口设了岗哨。他不抢周边的村子，只抢官仓和官绅的宅子，抢来的粮食分给流民，抢来的兵器分给手下。周边的流民听说他这里能吃饱饭，陆续来投，半个月内人数翻了一倍。
另一股在粤北山区和蓝政的瑶民队伍合流。蓝政给了他们武器和粮食，让他们守住粤北的几个山口。他们不主动出击，只在明军运输队经过时打伏击。
福建那边，漳州和泉州之间的沿海地带也出现了几股流民武装，有的和瑶民有联络，有的和本地的乡绅有勾结，有的谁也不靠，自己占一块地盘收税。
地方官府已经很难弹压了。广州知府在给两广总督吴文华的禀报中写道：“城外流民聚集，多者数千，少者数百，各有头目，各据一方。府衙差役不足，营兵粮饷断绝，调遣不动。若强行清剿，恐激成大变。”
吴文华看完禀报后，长叹一声，没有立刻批复。他在总督府的后堂里坐了一个下午，把广东和福建两省近两个月来的塘报摊在桌上逐一翻阅。塘报上写的是同一个趋势——流民武装化，割据化，官府控制力持续下降。他把塘报收好，写了一封给北京的奏折。
奏折写得很短，只说了一句“广东、福建流民滋事，已成割据之势，请朝廷速拨粮饷，调兵弹压”。
写完后他把奏折封好，叫来传令兵送往北京。传令兵走后，他一个人在后堂里坐到天黑。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了，远处的城墙上灯火稀疏，城外隐约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又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