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孔贞教接任，孔弘晟留给他一地鸡毛。新旧城墙年久失修不说，税收被孔府代管，孔贞教的办公经费还得求着衍圣公府手指缝里漏点出来。

这谁能忍？孔贞教还得接受考成法考核呢。于是，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剥夺孔府代收代管曲阜税政。衍圣公也不客气，通知数百顷缴税的孔氏地主，共同欠税。同时，凡佃租孔府地的佃户，丁银只能缴到孔府，由孔府代缴，不得交给旧城。

一来二去，双方斗出真火，衍圣公孔尚贤再写奏章，把孔贞教告了。参他不孝、欺君等三项大罪。要按着罪名来看，孔贞教杀头都是轻的。

上文已经说过，朝廷有言在先，衍圣公和县令职权分开，衍圣公不得参奏旧城知县，因为这是山东按察司或山东巡按的职权范围。

孔尚贤仗着身份乱咬，要按以前朝廷敬着孔府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但遇到朱翊钧就出了问题。

奏章留中不说，朱翊钧在早朝的时候对孔尚贤进行了严厉的斥责。骂他辜负了嘉靖皇帝关爱他的圣恩，责令他只管好孔府、孔庙分内之事，其令再敢出孔府一寸，衍圣公就得换人。

孔尚贤从此消停了，孔贞教因皇帝撑腰，反倒嚣张起来，这些年孔府中人谨小慎微，唯恐被他捉了错处去。

在朱翊钧掌权大变法之前，明代的官僚体系是很有意思的，不能用后世的思维去理解。

若按后世人理解，巡抚管着知府、知府管着知县，一级对一级负责，中央朝廷如臂使指。

实际上不然，对于每个县辖区来说，除了

皇帝，县令最大——因为县令和巡抚的权力来源一样，都是皇帝亲自任命的。所谓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官职高低，这是明代官场处理政务时必须考虑的现实。否则，七品给事中也不能让阁老都忌惮。

知府对县政只有协调、指导的权力，并无实际管辖权。从官员只对权力来源负责的角度来说，县令不听知府的，知府并没有好办法。他顶多上奏参劾知县，皇帝听不听两说——与后世县长选退要经过市委完全不同。

聪明些的皇帝一般都支持官大的。当然也有例外，这就是强项令所在多有的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