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张四维作为首辅，无法做到如张居正般权柄独揽，俨然权臣，却发展出了“阁臣自不相扰，事归诸部、言归台谏”的执政风格，却是较为正常的守成体制。

然则守成非朱翊钧所欲。大变法自万历二年发轫，万历七年全面铺开，至十三年时正是如火如荼之时。因变法导致的新情况、新问题此起彼伏，需要不断地破除桎梏，创新有为——此种能力张四维却不太具备。

朱翊钧与其磨合半年，就明白为什么原时空张四维执政期虽短，但却为清算张居正奠定了政治基础。根本原因就是二人的三观不同，导致政见相异，执政风格更是大相径庭。

张居正是胸怀致君尧舜理想的政治家。其施政以结果为导向，行事不问手段，只求达成目的。对政敌铁面无情，或用严刑峻法威逼考成。如此一来，官场积怨颇多。再加上为皇帝背了无数黑锅，到后来真就鞠躬尽瘁，甚至将自己身后之事也付之阙如了。

张四维不然。他心中并无远大的政治抱负，因此将总理大臣职位当成位极人臣的荣耀而非达成某种政治目的手段。他更不会为了贯彻其政见而积怨天下——他也没有什么出色的政见。

他再确定张居正的谥号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徐元春启用，向天下发出了其将宽大从事的政治信号。而朱翊钧当时也认为张居正将官场威迫甚重，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因此对张四维的宽大用事也就持赞同态度。

然而改革是一项后世称之为滚石上山的事业，哪有让当政者松一口气再行推进的余裕。此后朱翊钧连续提出朝廷政体改革、金融改革和税法改革三项重大任务，但张四维答应的很好，表现却畏难而无实绩。主政两年来，除了做些调研、试点的工作，其他并无太多亮点亮色。

因为两年来变法推进并未受到明显干扰，山西大灾等重大事件张四维处理的也算中规中矩，朱翊钧对张四维的能力水平虽有不满，却始终没有下定换相的决心。

待朱翊钧觉得张四维越发颟顸之时，其家中又连逢巨变，政事堂自万历十五年开始多由潘晟代行总理大臣职责——而萧、谢二人在马尼拉的孟浪之举，却表明潘晟并无掌控军国重事的能力以及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