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没有继续跟上去了。

她转身朝反方向走，走了大约两百米，在一张临街的长椅上坐下。

椅子正对着圣卢西亚港口的方向。四月的海风从西面吹来，带着咸腥的气息和远处渔船上渐次亮起的灯火。天空从钴蓝沉淀成靛青，又从靛青缓缓过渡到墨色。

她在长椅上坐了很久。

索菲亚想起很多年前她还在那不勒斯念中学，放学后经常一个人走到港口，像现在这样坐在某张长椅上看海。那时候海风和现在一样咸腥，渔船返航的汽笛声和现在一样低沉。

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

后来她加入了“热情”。后来她被调去情报管理组。后来她再也没有时间坐在海边了。

索菲亚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敲过无数键盘，处理过海量数据，标记过成百上千个目标人物的生活习惯、财务状况、社会关系。

它们精密而高效，不知疲倦。

它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触碰过任何“不需要被记录”的事物了。

晚上十九点二十分，她站起身，准备去车站。

她转过街角，走过那棵悬铃木，走过那扇她跟了一整个下午的单元门。

门开了。

安德烈亚站在门内，手里提着一袋垃圾。

他看到她，不是在监控屏幕上，不是在三十米外的跟踪距离。面对面，不到两米的距离。

索菲亚的脚步停住了。

她的第一反应是侧过脸，压低帽檐，加快步伐离开。

这是她接受过训练的标准应对。

跟踪时意外暴露，不要对视，不要犹豫，迅速脱离现场。

但她没有动。

因为他在看她。

那双漂亮的深蓝色眼睛里一点点警惕的审视都没有，也没有认出跟踪者的感觉……安德烈亚看着她，像他注视窗外的街道、注视工作台上的收音机、注视书架上那些书脊时一样专注而平和。

“晚上好。”他说。

他的声音比她通过窃听器听到的更低一些，更暖一些。带着点北方腔调的、字正腔圆的意大利语，只是在某些元音上有极轻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偏移。

“……晚上好。”索菲亚说。

她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如何。

作为一个陌生人，在一栋普通老公寓的单元门口，与另一个陌生人完成了最基础的社交礼仪……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这个语境下说过话了。

不是“傀儡”、情报管理组的数据处理器、任何被任务定义的角色。

索菲亚这次真的应该走了。

她没有走。

“你是来找人的吗？”他歪了歪头问道，像一个普通的居民，看到一个陌生的面孔站在自家楼下，随口问一句。

“不是。”索菲亚说，“我只是路过。”

“这条路通往港口。”安德烈亚点点头，算是听信了她的措辞，“从这个方向过去会绕一点。你可以穿过后面的社区花园，近很多。”

他指给她方向。

索菲亚看着他指路的手——手指修长，指腹有薄茧，是使用工具留下的痕迹。她曾经在监控画面里看过这双手无数次，焊接、调试、翻阅图纸、抚摸书脊。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一双真实的手。

“谢谢。”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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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回手，朝她点点头，转身走向巷口的垃圾桶。

索菲亚还是没有离开。她站在原地，看着他倒掉垃圾，把空袋子叠好，攥在掌心。她看着他走回单元门口，在门禁键盘上按下密码，准备推门进去。

然后他停下了。

安德烈亚转过头又看了她一眼。

这次那些视线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看上去是在辨认，在试图从记忆的某个角落打捞与这张面孔相关的碎片。

“你是……”他开口，语气有些不确定，“隆巴迪先生的孙女？”

索菲亚怔住了。

“隆巴迪先生，基艾亚区那边，五十三号那栋楼。”他微微蹙了眉重复，这次语气更加肯定，“他家的暖气系统去年冬天出了几次故障，我去帮他检修过。不光是这个……我还帮他修过一个电子相册。”他顿了顿，“他经常提起你。索菲亚。”

索菲亚·隆巴迪。

这个名字从她十七岁加入情报管理组之后就很少有人叫了。在组内，她是“傀儡”。在官方档案里，她是一串数字编号。在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眼中，她根本不存在。

只有一个人会用这个音节组合来称呼她。

她已经有多久没有听到“隆巴迪”这三个字了。

索菲亚不知道。

“他总说你之前在巴黎学艺术，毕业之后工作一直很忙，在外面漂泊，不常回来。”安德烈亚的声音很轻，颇有些怀念地说着，他抬手，轻轻托着下巴回想着，“他客厅里挂着一张照片，是你中学毕业时的样子。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你穿校服。”

索菲亚没有说话。

她想起来那张照片。她穿着那不勒斯圣维多利亚中学的海军蓝制服，站在校门口的石柱旁，阳光太烈，她眯着眼，表情说不上是笑。

可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她还记得那天祖父特意穿了那件压箱底的旧西装，在校门口等她考完最后一科，带她去吃她最喜欢的海鲜意面。

后来她再也没有回过那不勒斯。

不是不想回，是回不去。

情报管理组的工作不允许她有固定的社会关系，不允许她在任何地方留下可以被追溯的“根”。